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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5 16:51  编辑:dede58.com

2013年8月29日,开庭第二日,李某某母亲梦鸽行色匆匆走入法院。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梦鸽一直坚称儿子无罪,请求法庭公开审理,甚至曾到公安部上访。 (CFP/图)

前情回顾:

李某某等五人涉嫌强奸案定于2013年9月26日上午公开宣判。7个月以来,案件先因被告人“特殊家庭背景”被持续曝光,后因被害人“特殊职业身份”争论升级,始终处于全民围观之中。

此案涉及未成年人和当事人隐私,依法不公开审理。南周记者只身走进酒吧内外8小时,探寻尽可能接近的事实。

回到案件事实,就显得尤其必要。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梦鸽、双方代理律师、夜半酒吧副总等重要当事人,并把受访人陈述,与被害人、被告人、酒吧领班等相关口供和证言进行比对,并与司法鉴定文书等客观证据交叉核实,还原了从李某某等人进入酒吧到案发之间8个小时这一核心时间段内的过程。

梳理这一过程可以发现,夜半酒吧在案件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从招揽被告人(包括4个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介绍陪酒服务,到安排被害人随同李某某等离开酒吧,其工作人员出现在每一关键节点上。而夜半酒吧在此案中的角色,仍未进入公安与司法机关的视野。

跟随南周记者脚步,走进酒吧内外8小时,探寻尽可能接近事实。

(相关报道 :《夜半酒吧里发生了什么》,刊登于2013年9月26日,获2013年9月南方周末新闻奖)

现在,“知道”(nz_zhidoa)带你聆听记者讲述李某某案背后的所见所感所悟。

和唐慧案一样,我其实在做李某某案报道前已做好挨骂的准备。但是,事后表明,这篇报道所挨的骂,比我预期的要轻得多、少得多。特别是圈内,所发出的专业批评声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否可以归功于技术性原因?即稿子做到了极易被人指摘的所谓“客观”与“平衡”。

我认为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于经过2013上半年的炒作之后,圈内多数人已经看出李某某案的问题所在,同时也看出媒体在此案中表现之过分。这是与做唐慧案报道时很不同的一个背景。此外,在李某某案中,参与报道的主要是娱乐记者,深度调查记者介入得很少。事实证明,在对真相进行歪曲的能力方面,娱乐记者要远远逊于调查记者。

尽管看出问题,但媒体人还是自觉地选择了沉默。沉默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问题还是出在媒体自身。

与唐慧案一样,媒体对李某某案的报道表现出强烈的民粹化倾向,不过从形式上来说,却是呈现出同一问题的两个极端 :唐慧案是极端地“帮穷”,李某某案则是极端地“仇富”。就报道所产生的恶果而言,李某某案更胜一筹。唐慧案中,媒体的负面作用,顶多是加重了几个年轻人的刑罚,让几个无辜的警察蒙受屈辱。而在李某某案中,不仅将一个被打上权贵标签有错但无辜的孩子送进监狱,还支持了一个以妓女为中心的敲诈犯罪团伙,并由此产生影响深远的示范效应。在针对李家的围剿中,媒体完全丧失了底线,连以央视为代表的国家级媒体,也公然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毫不客气地说,用“助纣为虐”来形容媒体在李某某案中的表现,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

2013年8月29日,第二日庭审结束,由于李某某是据传唯一拒绝认罪的被告人,其主辩律师陈枢在离开法院时,被媒体围住一度难以脱身。虽然法院不公开审理,但庭审的详细情况很快铺天盖地。这起案子,已无秘密可言。 (东方IC/图)

颇为讽刺的是,恶行却偏偏还打着一幅正义的旗号。而且这种“正义感” 是如此强烈,乃至在它的驱使下,“他妈的”这样的字眼,也会出现在一家以做深度报道见长的杂志封面上。

就李某某案中的表现而言,媒体与其多年来力图营造的社会良心形象已经完全背离。它让我很容易地想到了“文革”。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堕落。这种堕落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失败,也是这些年媒体市场化改革的失败。我认为,它对传统媒体所产生的伤害,远胜过所谓新媒体的冲击。

李某某案报道也并非孤立存在。实际上,近年来,在一些个案报道中,利用民众对某个阶层的不满,以弱者代言人的身份来赢得市场,已经成为市场化媒体的利器。而且,在与法治的对决中,它经常取得完胜。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使得媒体既可以以伸张正义者自居,又可以以司法为挡箭牌替自己申辩。当然,正如李某某案中所昭示的那样,对于因媒体自身原因所导致的冤假错案,媒体人从不会公开承认,最多是报以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