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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5 16:31  编辑:dede58.com

韩骁 (农健/图)

2015年秋收时节,恰遇友人,问及老家收成如何,朋友谈及一亩地净收入不足200元,如果加上人工成本,还需倒贴,由于长期关注农村土地问题,我对这笔账一直“耿耿于怀”,苦苦思索农民种田为何如此惨淡,如要有所改善,究竟需要改变什么?

无论是中央文件强调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长期不变,还是物权法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的规定,抑或是时常见诸报端的征地拆迁冲突,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样东西:土地权利。呼吁把土地权利切实地还给农民,让农民自由流转土地,放开小产权房等声音不绝于耳。

不久前,我随朋友回老家时,朋友指着窗外的大片农田说:“这是我们(生产)队的地。”朋友貌似根本就不在乎自己是否拥有土地权利,反而十分认同土地归生产队的制度设计。经过许久,我才明白朋友对土地权利不以为意的原因。他所在的地域处于鲁豫交界处,远离城市,所谓征地拆迁这种“好事儿”根本不可能发生,土地唯一的用途就是耕作,加之种田收益微薄,对土地权利的冷漠也就不难理解。

假如他关心的不是土地权利,又能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耕作便利、降低成本和抵抗风险的能力。从上世纪的农村改革至今,农地经营一直维持在每户精耕细作的状态,村民合作的情形逐渐消失,村集体的作用开始虚化,农田公共基础设施无人问津。比如引水渠开始荒废、农田道路无人平整,这些工作对耕作极为重要,个人却无力完成。其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耕作的不便和成本的上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浇水为例,一季庄稼需要浇两茬水,基本每户都要自备抽水泵、引水管等设备。由于没有水渠,可能需要从几百米之外,顺利的话两三个人折腾一周才能浇好10亩地;更有甚者,一个只有4万多人的乡镇,为浇水竟打了7000多口机井。这种个人灌溉的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最为重要的是遇到小旱小涝还能应对,遇到大旱大涝根本束手无策,普通农民难以承受如此风险。

也许有人会说,农民可以自己组织起来维护公共设施,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农村土地分产到户,长期稳定不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农村内部贫富分化也已严重,一些较为富裕的村民可能已经搬到城市生活,或者已经不再依靠土地生活,但是土地份额依然留着,只是等着升值,根本无心过问基础设施建设。而这部分人大多属于强势群体,一块农田中只要有一两家这样的“农户”,基本上什么事情都难以组织;另外,农村已经不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乡规里约早已消失殆尽,传统社会的道德评价也不起作用,不顾集体利益我行我素者大有人在。那朋友给我讲过一个几年前生产队重新调地的事情,队里有一家人,孩子读完大学已在城市找到工作,户口也已经迁出,却执意反对减地,和其他村民僵持了几个月,导致小麦播种迟误几个月,大量减产。

以上困境可能导致农民耕作不便,抵抗自然风险能力低,共同协商成本过高等。尽管国家提高种粮补助,抛荒现象仍然严重,也可能上演公地悲剧。

其中原因错综复杂,既有转型时期农村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也有农村社会内部的分化,但是根本原因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化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虚化导致耕地协作成本骤升。

写到这里,我才恍然醒悟,心中所向往的诗酒田园、睦邻友爱的农村社会早已今非昔比,“为稻粱谋”的艰辛驱散了农耕的悠然,真可谓是在黄土里刨食。若欲“返璞归真”,提高耕作的协作程度,保障耕作便利是根源。我以为,首先需要适当减弱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固化,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效力。在此基础上,改变村民自治组织没有能力(无权、无公共资源),也没有动力(怕上访)治理公共事务的现状,由其利用集体所有权的优势保障公共设施建设,处理公共事务,提高耕作便利,同时强化信息公开和村民监督,以达到村民自治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