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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5 16:21  编辑:dede58.com

生活不像她诗里写的那么轻松。如今,四岁的大女儿又回到了故乡,重复起了母亲当年的留守生活。命运的轮回,仿佛是一道无解的死扣,牢牢拧紧了邬霞的生活。(南方周末资料图)

2015年6月17日,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个瘦小的女子身着粉红色吊带裙,冲着镜头微笑。那是她最喜爱的吊带裙,在地摊上花七十多块钱淘的,平时没机会穿。

“下班后,劳累了一天的姐妹们都睡下了,外面的月光很好,我会悄悄爬下床,穿上吊带裙,蹑手蹑脚地溜进女厕所。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我照玻璃,看见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在荣获金爵奖的纪录片《我的诗篇》里,主角之一的她说。

她叫邬霞。外人眼中,她是小有名气的“打工诗人”,参加诗词会,上电视节目。电影节喧闹的红毯之外,她是曾经的留守儿童,新一代的流水线工人。

把幻想写在诗里

1989年,邬霞7岁。那年,父母双双离开家乡四川内江,去往深圳西乡镇打工。路途那么远,火车那么挤,车费那么贵,再次见到母亲已是三年之后。母亲生病,回乡调养,本打算在老家务农,但一家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最窘迫时,连买包盐的钱都没有,进城务工成了唯一出路。

在没有电话的年代,邬霞唯一的慰藉,是父母大半年往回寄一次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地王大厦,建筑总共有69层,高大极了,漂亮极了。邬霞满心以为父母在大城市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直到14岁。还没读完初二的邬霞辍学南下,从老家来到母亲打工的日资制衣厂,成了一名童工。这时她才知道,地王大厦只是照相馆里的一块背景布,父母压根没有见过。

制衣厂的流水线一年到头都是灰的,踏进厂门,邬霞总感觉眼前粘了团蒙蒙的雾。拿一把剪刀,在流水线的最后一环,将多余的线头清理干净,一站就是十来个小时。

工厂规矩繁多——不能说话,不能随意上厕所,不能穿自己的衣服。邬霞不喜欢毫无美感的直筒式工服。她是吊带裙控。晚上冲过凉,等同伴们疲累的身体熟睡,她蹑手蹑脚去洗手间穿起来,把窗玻璃当镜子,悄无声息地美一会儿。

或许知道永远没有机会穿上自己生产出来的吊带裙,她只好把幻想写进诗里:

“我要先把吊带裙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吊带裙》

写作终究给了邬霞一些安慰与寄托,让她在现实的惨淡中找到了一个“隐秘花园”。在那里,她可以暂时忘掉生活艰辛、漂泊倦累。过去的十多年里,她在工余写下了三百多首诗歌,但发表寥寥,直到诗评人秦晓宇将那首略带忧伤又充满希望的《吊带裙》收进《我的诗篇》。2015年,同名纪录片获上海国际电

影节金爵奖,邬霞作为纪录片中的主角之一,开始受到关注。

留守第二代

邬霞好几个月没写诗了。2015年9月,四岁的大女儿被丈夫“抢”回了湖北老家。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留守的经历,又在女儿身上复制,这让邬霞无法静心创作。

“因为自己有过七年留守经历,很不希望孩子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在工厂打工时,邬霞就曾纠结是否要结婚——在城里,养育与教育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太高,孩子似乎注定将成为留守儿童。婚后,邬霞和丈夫商量:“孩子出生后,一定要带在我们身边。”丈夫答应了。

事实上,丈夫的决定也并非全无道理。几年前,父亲重病一场,常年需要有人照顾;后来,邬霞也从工厂辞了工,再将两个孩子带在身边,压力可想而知。“写那些玩意儿有什么用,赚到钱了吗?”丈夫早就反对她写作,在他看来,这是“糟践”时光,找份稳定的工作养家才是正经事。

每次看到大女儿的照片,邬霞总觉得亏欠她太多,“一想到孩子我就忍不住流泪。”在湖北老家,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老家农活繁重,种菜卖菜全靠两位老人打理,孩子经常饿着肚子,只能吃零食,等到八九点才能吃上晚饭;农村条件简陋,没有地方洗澡,这些问题都让邬霞担心。

“做留守儿童怎么了?现在农村很多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带!”孩子刚被送回老家时,公公的态度让邬霞心寒。2016年春节回家,邬霞执意要将女儿接回深圳,公公松了口,但丈夫依旧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