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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5 16:08  编辑:dede58.com

兴华小学的校舍,很多留守儿童都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周末也常待在宿舍里,与其他孩子相伴。

十几年里,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堰村农民李林卓辗转于沿海城市,在生计驱使下换了很多工厂,做过鞋子、玩具、雨伞和渔网。4个孩子在遥远的贵州山里静悄悄地长大了,当他决定回老家照顾他们时,最大的孩子已经十多岁,最小的也到了学说话的年纪。

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对谋生这件事得格外谨慎。不过,在离家不远的七星关区高效农业示范园逛了一圈之后,他就不想回广东打工了。“只要当地有做的,不得哪个愿意背井离乡嘛”,他说。村子里像他这样逛完家门口的园区而决定回家的农民不在少数。

工厂,好多的工厂,人人都聪明肯干——1992年罗安友从毕节市黔西县中建乡红板村到浙江打工,当地的富庶曾令他羡慕不已。这样的对比突然使他明白“穷”为何物,“那里最穷的地方都比我们这好”。闯荡数年后,他决定回乡搞山羊养殖,也向其他村民传授技术。

他们为什么回到家乡?除了照顾子女,答案还有:一个更好的家乡,一个能容纳更多发展机会的故园。

机会匮乏与贫穷像是一对双生子,而贫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的家乡毕节已经与贫穷战斗了近30年。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毕节试验区,它现在仍是中国唯一一个以扶贫开发为重点的试验区。

从1988年到2015年成立28年的时间,毕节累计减少了562万扶贫人口。贫困发生率从1988年的65.4%降到2015年末的17.9%——这个指标说明毕节的贫困广度明显缩小。然而,到2015年末,毕节还有125.9万农村贫困人口,按毕节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目标,2018年要全部脱贫。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战斗。

“又一个春天”

春末夏初的时节,毕节农村的山间却仍有浸透衣衫的凉意。群山连绵,云遮雾罩,随处是兀立的喀斯特石壁,茂盛的草木左支右绌地长于其间。盘山路像不知疲倦的蛇,蜿蜒着爬上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

然而,眼前这充满诗意的风景,对当地农民而言却是先天的农耕劣势:土地破碎、土壤贫瘠、湿冷多雾、山路难行。玉米、小麦和土豆,成为窄瘦的土地里,人们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作物。长久以来,毕节一直是中国西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

“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扶贫开发,从‘八七扶贫攻坚’到后来的‘新阶段扶贫开发’,能脱贫的基本上都已经脱贫了,现在就是要解决我们的深山区、石山区、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问题”,做了15年扶贫工作的毕节市大方县扶贫办主任胡珺说。

从2014年开始,一年多的时间里,毕节各级干部都致力于一件事: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从人均收入来判断是否贫困,远远不能细致地勾勒毕节农村的贫困面貌。

“很多农户对自己收入的描述是很抽象的,同样在一个地方务工,一个人说自己每天的收入60元,另外自己每天收入80元——实际他们可能都一样,但按照2013年的标准,农民人均收入在2736元以下的就是贫困人口,前者是贫困户,后者就不是”,毕节市扶贫办主任刘敬东道出了传统贫困识别的难题所在。

现在,毕节的干部们都会背一句识别贫困户的顺口溜:“一看房、二看粮、三看有没有读书郎、四看劳动力强不强。”刘敬东介绍,这里面其实包括了他们详细拟定的18项具体指标,包括是否有安全的住房、人均住房面积多少,是否有安全的饮水和用电,家里各种作物和牲畜的比例,家里有多少教育负债,有多少实际的劳动力等等。

根据毕节市扶贫办最新公布的数据,毕节已经对125.9万贫困人口的信息进行了进一步更新和补充,建立了一户一档。

“精准”二字意味着细致而繁琐的工作。毕节市一位参与扶贫的干部坦言,他们周末基本上都在加班,平时也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累了就在办公室睡,“但是我庆幸能赶上这样一个机遇,最近三年是我们扶贫工作的又一个春天”,他说。

毕节的做法成为各地扶贫的参考样本。刘敬东坦言,去年6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带着六个省的省委书记到毕节看精准扶贫之后,毕节市扶贫办陆续接待了4000多位参观学习的人,“都是来学习精准扶贫的”。

“花在民生上”

“这地方的路是2015年7月才打通的,而且,以前这里是人畜共饮,有电也是这几年的事情”,毕节市黔西县中建乡党委书记唐宝书领着南方周末记者参观乡里的红板村,眉飞色舞。见面之前,西装革履的他刚接待了一家想来当地投资的山东企业,而在红板村生态移民工地转了一圈,他的西裤裤腿和皮鞋上溅满了黄泥,声音嘶哑却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