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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5 16:00  编辑:dede58.com

2016年7月21日,瑞士洛桑,国际体育仲裁院秘书长MatthieuReeb发表讲话,宣布驳回俄罗斯针对国际田联禁止其参与2016年奥运会的上诉。(视觉中国/图)

不同国家对于体育仲裁的积极性不同,而具体案件仲裁的主要区别往往是,请律师代理还是没有律师代理。

俄罗斯田径队被集体禁赛,反兴奋剂仲裁庭首次设立……反兴奋剂,成为里约奥运会体育仲裁的重头戏。

奥运会还没开幕,就出现了奥运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68名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因兴奋剂问题,集体被里约拒之门外。

而到了里约,又有三名运动员被查出药检呈阳性,其中,波兰举重选手Tomasz Zielinski和保加利亚田径选手Silvia Danekova二人已确定被取消参赛资格。对于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则尚未给出最终判定。中国游泳协会要求陈“积极配合,如实陈述”。

在一届又一届奥运会上,国际体育仲裁院(英文简称CAS)和它的仲裁员们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决定着许多运动员的命运,也改写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

仲裁员多来自欧美

如果你是一名运动员、教练员或裁判员,从正式报名参加奥运会的那一刻起,便注定要接受CAS及其下临时仲裁法庭(英文简称AHD)的管辖。

所有报名表里,都包含了接受CAS专属管辖权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CAS管辖条款被安排在第8条。“……CAS所做的裁定应当是终局裁定,有约束力且不能上诉。我因此放弃向任何其他法庭或仲裁庭提起任何诉请、仲裁、诉讼或寻求任何其他形式救济的权利。”

1984年成立之初,CAS只是国际奥委会(英文简称IOC)下属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一个机构,经费也由IOC承担,公信力不时受到挑战。

经过1994年大刀阔斧的改革,CAS在人员配备、行政管理、收入来源等多方面削弱了对IOC的依附。此后,改革带来的超然地位逐渐令全球体育界为之“臣服”。

CAS官方显示目前有445名仲裁员,他们需由独立于国际奥委会的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英文简称ICAS)任命。ICAS一共有20名理事,许多人是著名的国际法专家。2014年11月,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薛捍勤成为首位中国籍理事。

至2002年底,所有奥林匹克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均在其章程、规范中运用了CAS条款,自愿接受CAS管辖。

按照惯例,CAS在奥运会期间设立临时仲裁庭。临时庭的模式,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欧锦赛、世界杯、亚运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场上。

法籍华裔律师陶景洲是CAS的常任仲裁员,2008年5月经推荐成为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的12名成员之一。那是奥运历史上第7次设立赛事临时仲裁庭,各方面规则趋于完备。

与许多法学教授、律师、退休法官出身的仲裁员一样,陶景洲几乎没有体育背景,他的特长在于剖析问题、适用规则与法律。“一个打篮球的可能并不懂足球、不懂皮划艇,所以专业运动员作为仲裁员并不一定合适。”

具体到争议个案,临时仲裁庭主席、副主席会指定3名仲裁员组成合议庭或1名独任仲裁员,当事人不能自由选择。而指定时,仲裁员不能与任何一方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

律师刘驰是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里唯一的中国籍仲裁员。他说,最简单、最直接的衡量因素往往就是仲裁员的国籍。

选任仲裁员时,CAS的一项重要考量是兼顾各洲名额。里约临时仲裁庭的12名成员(其中两人为双重国籍)中,2人来自北美洲、2人来自拉丁美洲、2人来自大洋洲、5人来自欧洲、1人来自非洲、2人来自亚洲。

“现实情况是,仲裁员中的大多数来自欧美各国,来自非洲的和亚洲的人数比较少。”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树理认为,CAS的常任仲裁员里各洲代表的比例就不平衡。具体到中国,现在只有北京律师刘驰、天津律师白显月等6人名列其中。

陶景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语言障碍是亚洲人难以进入仲裁员队伍的原因之一。“因为CAS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如果语言不过关,去了发言权也小。”

“你可以去比赛了”

八年前的北京,CAS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大展身手。男子200米决赛后,取消成绩、抗议、上诉、再次取消成绩等一系列戏剧性场面相继上演。原本名列第四、第五的美国选手填补上位,取代犯规者成为亚军、季军。

八年后的里约,参赛资格成为首要焦点。在开幕式一天后,一群曾有兴奋剂阳性史的非田径项目俄罗斯选手,终于获得了赛事入场券。

为了能够按时比赛,这类案件往往在奥运会开始前就已启动仲裁,所以按照惯例,临时仲裁庭的工作时间要比奥运会开幕式整整早上10天。

临时仲裁庭主要管辖三类案件:运动员参赛资格、兴奋剂检测结论、比赛成绩和裁判罚则。其中,参赛资格案件占了相当比例。

据统计,在1996年亚特兰大夏奥会至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6届奥运会中,共有当事人申请仲裁53件,其中涉及参赛资格的案件19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