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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健/图)

(2017“记者回家”专题之十四。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9日《南方周末》)

变化以一种无法抵挡的速度滚滚而来,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741”却被落下了,衰落到无人问津。年轻人越来越少。这里成了全市老龄化最严重的辖区。

婶娘半夜三更又离家出走了。

年初二凌晨三点,睡梦中,咚咚咚,有人敲门。舅舅吓了一跳。穿衣开门,竟然是远房亲戚婶娘。

过完年,婶娘八十五了。两三年前,她就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一开始只是健忘,比如忘记楼道的开门密码是多少;忘记大家刚才说过的话。渐渐地,她从一个聪明贤淑的人,成了一个时常胡言乱语无法控制行动的“老糊涂”。她背驼得像口陈旧的大锅,爬楼梯就算扶着栏杆还常常打个趔趄。她失去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常常无节制地喝酒,凌晨醒来,又突发奇想,想要去她打过太极拳的花园看看。

这一次,正月里,她穿着单衣就溜出了门,“没什么事,就来看看”。舅舅怕老人家着凉感冒,赶紧找了床被子,一边回应她嘴里无人可以理解、含混的咕哝,一边忙着把人安顿好,天色拂晓才通知了家人。子女都不在身边,婶娘一个人住。

春节回家,我发现了不少像婶娘这样的空巢老人。我的家乡是上世纪苏南地区的工业重镇,外人习惯叫它“741”。1937年,上海吴淞机厂因战备需要迁址于此,众多上海工人一同迁来,这片区域由此兴盛。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了铁道部直属的大型机车车辆制造工厂,从子弟学校、医院、商店到电影院、图书馆,这个人口上万的厂里应有尽有。上海员工把精致的海派生活带到这里,让面积不大的“741”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当年,爷爷也是受此感召,刚从上海交大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印象里,很多个阳光微醺的午后,他在老房子阳台的藤椅上,教我英文字母和九九乘法表。一件洗到发白、领口垮到开了V字领的汗衫,开裂后露出半截笔芯的红色圆珠笔,在读过的报纸和书上留下一水儿隽永小字。

小学第一次考试,我拿了双百分,他比父母都高兴,去全市唯一的肯德基给我买了汉堡和薯条。

大概觉得我孺子可教,他欣慰地把我带到他的书柜前,像传授独门秘籍那样把里面的书介绍给我。他喜欢讲他读书时的事情,喜欢给我念西方作家的小说,我常常好奇地问他“鱼子酱有没有肯德基好吃”,“坐飞机是什么感觉”,他总是摸摸我的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如果你好好学习的话,就能去看很大的世界,见识很多的风景。”

我按部就班地长大。像周围人期望的那样,进了市区的省重点中学。因为课业的原因,我一周才回去一次。但每次回去,爷爷总来到我身边,拿起我的随笔本。“写得不错,继续努力,”他拍拍我的肩膀,“等哪天你文章发表了,我让老同学每人去买一百份。”我翻开本子,所有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批注。

和我一样,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择校去了市区的“xx实验中学”,而没有选择直接升入对口的“子弟中学”;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移居主城区。变化以一种无法抵挡的速度滚滚而来,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741”却被落下了,衰落到无人问津。每次散步于此,总能感受到异于市区的安静和悠缓。年轻人越来越少,冬日懒阳的斜照下,老人们拿着小板凳在楼下拉家常,常州话夹杂着上海话,形成了独特的“741”方言。官方曾做过统计,这里成了全市老龄化最严重的辖区。

曾经无所不能的爷爷也老了,长出了弯弯的白眉,像个寿星。我每次回家,他都打电话问我去不去他那坐坐,带着恳求的语气。但我一听到他讲起“想当年”,就不耐烦地跑开去上网了。

在一次独自外出摔了一跤后,爷爷的身体不再让人放心。子女们有的还没退休,有的在外地照看刚出生的孙辈,有的身体不好,暂时都没工夫照顾他。大家商量后决定,把他送进了全市最好的公办福利院。

房间宽敞多了,饭菜也不错,每天还有护理人员照料,但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了痛苦的开始。福利院有规定:年满80周岁的老人,未经家人陪同不得独自外出活动。腿脚还算灵便、头脑还很清醒、没事就爱四处溜达的爷爷,不得不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同处一室,每天在有限的空间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