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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5 16:13  编辑:dede58.com

超过一亿的印度人住在贫民窟里。在孟买和德里,贫民窟居民超过半数。除了美丽的泰姬陵,贫民窟是印度的另外一张脸。它并非洪水猛兽或是祸害毒瘤,它自有它的逻辑,以及梦想。

如果你看到桑尼·马科斯开着雪佛兰汽车,衬衫的袖子干净利落地挽至手肘,西裤笔挺,皮鞋锃亮,你不会想到,他是印度孟买贫民窟大军里的一员。

当然,汽车不属于桑尼。他是一名司机,每月挣16000卢比(合人民币约2000元)。尽管这个数字是孟买人均收入的四倍,但在房价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平方米的南孟买,他只能承受每月3000卢比的贫民窟房租。

桑尼的家在南孟买地区的一个贫民窟内,8平方米,厕所和厨房各占1.5平方米,除去衣柜、冰箱、电视机所占的空间,剩下的面积只够一个双人床大小。白天,这点地方用来站人、转身;到了晚上,一家四口把毯子铺在地上,睡在一起。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家庭的紧凑,你就无法想象达哈维作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何以能够在1.5平方公里内容纳上百万人。

实际上,即使像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那样的好运发生在桑尼身上,一百万卢比也不够买下他栖身的8平方米。所以,桑尼算是住在“百万房产”中,但是,孟买有超过60%的人都像他一样,只能别无选择地住在贫民窟里,做这种高昂房价下无奈的“百万富翁”。

桑尼祖上原本在印度西南的卡纳塔克邦务农。他的祖父改信了天主教,甩掉了原本的低种姓,并举家迁来孟买。像其他住在贫民窟里的一亿多人一样,桑尼一家在这里寻找城市可能提供给他们的每一点有限机会。

桑尼的父亲是电梯工。桑尼自己做过服务员,20岁时考上驾照当了司机。他9岁的女儿雪莉则志向远大,想当电视台的记者。

这并非无法实现的梦想。雪莉读私立学校四年级,是班上前三名。桑尼从一年级开始就给她请了家教。雪莉的教育开支每年达4万卢比,是这个家庭最大的支出。考虑到这个国家重男轻女的习俗与严重的辍学情况(印度童工数量在6000万到1.5亿之间),桑尼的行为令人惊讶。如果像大多数邻居一样,把女儿送到公立学校,在上大学以前,桑尼一分钱都不用花。

桑尼清楚,教育是这个家族揪着头发把自己从原来的社会地位中拔出来的最好办法。

“好的教育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桑尼说。由于父亲遭遇车祸,他16岁那年从中学辍学,但英语教育仍让他受益终身,否则他没法给一个外国雇主开车。

在此之前,桑尼一家很清楚这座城市给他们划定的边界在哪里。桑尼从来没有坐过一等车厢,没有住过公寓,即使上班的时候,他也只能坐货梯。

令桑尼的中国雇主汪旭印象深刻的是一件小事:一天,汪旭进客梯后,一个低种姓的人跟了进来,结果被开电梯的工人呵斥了出去。“那个人站在门口,非常沮丧。”汪旭说。但这只是种姓制度在印度的一个最不经意的体现。

桑尼的态度是,即使没有旁人,他也不会坐客梯。“管家级别以上的人可以坐客梯,如果和主人一起我也可以坐客梯。没有问题,我会遵守这种规则。”这种规则并不是开电梯的父亲交给他的,这根本不用教。不过,桑尼知道“这是不平等的”。“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他问。

“实际上,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稳定剂。”汪旭说。印度有超过半数的人属于低种姓阶层,他们中大部分就像那个从客梯里被赶出来的人一样,侧身于社会的洼地,并平静地接受生活所给予他们的那部分空间,比如贫民窟。

印度的贫民窟散落于城市的各个区域,成为城市躯体中有机的组成部分。桑尼的家可通水电,虽然时不时地会停电,水一天也只来两次;但有下水管道,邻近的杂货店、肉铺、理发店等商铺也一应俱全。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并非这座城市里的最底层。他们大多有家庭,从事纺织、五金等工作。

南方周末记者实地走访了三个贫民窟,感觉它们与中国的城中村相仿。街道狭窄,外人罕见。虽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着桑尼那样的希望,但他们大多态度友好。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或拍照完毕,他们总是笑着摇摇脑袋,这是印度肢体语言中“OK”的意思。小孩们则像过节一样簇拥着记者,一旦相机抬起就争先恐后地跑到镜头前面。街上经常能看到穿着整洁校服回家的学生,他们是这里生长灌溉出来的希望花朵。

如果足够顺利,桑尼的女儿雪莉将在十年后考上大学,毕业后开始白领生涯,这个家庭就将在三代之后进入中产阶层。桑尼一家已在克拉巴地区住了半个世纪之久,这里是孟买乃至全印度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著名的印度门和泰姬玛哈酒店离家门不过数百米。但是头一次,这个家庭似乎真的快要跨过贫民窟与城市之间那道无形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