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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5 16:50  编辑:dede58.com

1950年6月,吴石被判死刑,与朱枫一起成为轰动台湾一时的“吴石朱谌之(朱枫原名)间谍案”。 (网络图片/图)

1949年,中国大陆1500名赴台“红色特工”牺牲过千,大多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建成,这段历史才被公开纪念。

“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他父亲到底去哪儿了。特工神秘的身份让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

2007年,冯亦同的《朱枫传》在上海付印出版,有关单位带话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任务,不要宣传失败”,出版只好戛然而止。

更多在台湾的幸存者,终日生活在阴影中无法自拔。而接受过反共教育的后代,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

40年来,杨兰的心里一直有遗憾,就差一点,她几乎就知道了父母的名字。

40年前,她28岁,养父在病床上告诉她,在她两岁时,她的亲生父母离开她赴台执行任务,最终牺牲。她看着养父,他的嘴蠕动着就要说出最后的秘密,却再没能吐出声音。

2013年末,在北京西山,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用以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846个名字被镌刻在石壁上。

在名字的海洋中,杨兰找不到父母的名字,但她相信他们也许就在里头。

1949年,杨兰的父母乔装入台。按照碑文介绍,一起前往的还有约1500名“大陆红色特工”,但由于叛徒出卖,超过1100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处决,其中包括著名的“密使1号”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后来更成为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这场影响深远的情报战最终隐匿于历史的烟尘,更多的人不知所踪。两岸音信隔绝数十载,即使他们的后代,对他们也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而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

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筹集文化界、艺术界、企业界等人士捐款,历经一年建成。除了已找到的846位牺牲者的名字,纪念墙还预设大幅空位,留给更多的历史失踪者。

旁边一段铭文这样记录他们——“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用以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是官方第一次公开纪念那段历史。 (CFP/图)

到台湾去

1949年的初秋,在杨兰与她的父母告别的时候,另一场告别也在进行。戴筱萍当时四岁,他记得那一天,穿着黑西装的父亲抱着他开始流泪,然后出门远行。

“他只告诉我的母亲他要走,没说要去哪儿。”戴筱萍对父亲只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军人的威严。

这一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接受渗透任务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蹈海远行。

上海军医大学的学生朱晓枫收到了母亲的来信,问她是否可以请假到广州一见。她的母亲朱枫那时是香港合众公司的会计,也是中共华东局的地下党员。

“当时我开始在医院工作,请不了假,没想到那时她已经接到任务就要走了。”朱晓枫说。而等不到女儿的朱枫已经在香港办好假的入台证,以“朱静”的化名准备登船。

这一年的10月,没有能和亲人见面的还有王道元、王道乾兄妹。他们的父亲王灜成长期在上海从军,是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上海解放后,他们从苏北老家赶往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所终。

就在此前半年,已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王道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见了面,他劝父亲回老家,父亲不肯,临分别时,他只好送给父亲一本《革命人生观》的小册子。

王灜成可能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已经乘船南下。

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则辗转内陆,先至广州,再到香港,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最后渡海。

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台湾。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这一年,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上世纪中叶两岸情报战的序幕。